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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本书的确可以看作法兰克福学派的入门讲座，吉莉恩·罗斯从“法兰克福学派由谁组成”讲起，在后六讲的内容里介绍了卢卡奇、布洛赫、本雅明、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布莱希特的思想，并且着力于论述批判理论对现代主义的影响，讨论了很多现代艺术和文化工业的问题。书中还有两篇详细的导言介绍。但一本书的阅读将指向更多的文本阅读，如果想了解书中的“商品的拜物特性”“物化”等概念在思想史中（不同于我们目前生活中的流行含义）的真正内涵，还需要更多的探索。

　　在“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兴起的时候，东来正在写作这部长篇，没想到小说中的故事与现实中很多人的命运产生了“共振”。这或许也能说明这部小说所讲述的故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成长于山村的“我”，亲生父亲是一个外出打工却不堪忍受辛苦，最终回到山窼，娶了失智女的软弱、安分、没有进取心的普通农人。所以，从小“我”就知道必须离开这里，必须从这里逃走。一档“互换人生”的综艺，给了“我”这个机会。于是，“我”有了第二对父母——分别在大学教法语和西班牙语的教授。“我”是浴火重生的凤凰，同时也还是一粒草籽。小说写出了一代人的共同成长经历和心理状态，他们努力逃离那个农村的、小镇的、四五线乃至二三线城市的家，去向往的一线大城市，试图去融入那里的生活，却发现只是“城市生活”的模仿犯，甚至对城市里的所谓精致生活产生一种鄙夷。于是，他们悬浮于城市之中。他们抛弃了来处，而去处又在哪里呢？

　　补课五代十国史，看过杜文玉老师的书后，翻开了这一本。这是胡耀飞老师的博士论文。书分三编：“上编 黄巢史事的史料考察”，梳理了不同时期不同视角的历史记述；“中编 黄齐政权的史实梳理”，主要聚焦于王仙芝、黄巢集团成员的考证，黄齐政权在政治军事制度方面的设置，以及黄齐政权的政区考证；“下编 藩镇格局转变的史学研究”，即探讨其历史意义，作者通过梳理唐廷皇朝的行营，重新归类黄巢史事前后藩镇类型的分类法，以及黄巢史事前后的藩镇格局变化，来看黄巢史事对藩镇格局的影响。总体的阅读感受——硬核。

　　读这本书，我是想更深入一点地了解五代十国的前史。那么，一本扎实的博士论文研究，对其研究课题所涉的学术史的回顾、重要命题的梳理，首先让我对这一话题有了一定程度的全景式的了解。其次，这本书中有大篇幅的考证，作者花了很大功夫做了文献的整理、考订工作，这些细密的工作于一般读者而言是枯燥难啃的，但研究者就是这样穿破迷雾拨云见日的。作者在书中结合新史料（敦煌文书）对黄巢之死这一历史事件做了再探讨，在这一节的最后，对于如何认识传世文献与新史料的不同记载，作者表示“史料与史实之间的偏差，自有其特殊的产生背景，并不能以此否定该史料的存在价值，反而，我们能够从这种偏差中得到对其他历史信息的各种印证和全新理解。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敦煌文书，都会在形成过程中出现各种偏差，但这些自有其价值所在。黄巢之死，有时候也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死亡，而是各种史料的死亡和再生”。最后，谈一点关于藩镇分类内容的阅读体会。韩昇老师在“序言”中指出，黄巢-藩镇-五代，基本成为研究唐末的一条主线，本书也是在这个视角下展开的。作者在“中编”考证不同阶段黄齐政权的直接政区、间接政区，在“下编”梳理论证不同阶段参与王黄集团的藩镇力量，以及黄巢史事前后的藩镇类型，全面而细致地呈现了唐廷-藩镇从黄巢起义初期相对平衡的权力状态到表面统一、内里势不可挡地走向分裂的过程。五代十国的局面何以形成？文臣如何退出、武夫如何当国？这些问题也在具体的史实中得以揭示。

　　从少女卧室到美术馆，从超市货架到国际舞台，作者以凯蒂猫的传播轨迹为线索，层层递进地呈现其文化渗透力。她跳出“商业成功案例”的浅层解读，揭示了“可爱”作为文化资本的运作逻辑。比如，她指出，这一IP构建了覆盖“初识-转变-再发现-怀旧”的消费者生命周期，使凯蒂猫不止于“卡哇伊”，更延伸出复杂的矛盾内核，脆弱与强大、纯真与性感、顺从与反叛。这种矛盾性使其既能满足我们对童年的怀旧渴望，又能成为表达自我、挑战主流的工具，适配不同群体的需求与想象。

　　有段时间，粮食供应特别紧张，粗粮也成了稀缺品。于是，粗粮退位，“瓜菜代”登场。“瓜”是磨成粉的土茯苓（菝葜的干燥根茎），雅号“代食品”，很快成了主角。馒头因掺杂大量土茯苓粉，成了枣红色，吃嘴里，像嚼细木屑，有点割喉咙，但比起饿肚子，根本不算个事。红馒头虽没白墡泥（观音土）耐看，但至少有点营养；虽能引起腹胀便塞，但不像白墡泥，完全不能消化。因此，比起农村人吃光草根树皮，再去吞白墡泥，城里人能有红馒头果腹，已经算是“洪福齐天”了。（157-158页）

　　今天，有人以“没亲历，未见过”为由，想否认那段历史。然而，历史就是过去的人们生活过的世界，今人无法亲历亲见，不等于它不曾存在。人类历史成为“文明史”，始自文字记载。后人总是通过故人的回忆、史料的记载，知晓那些或斑斓、或黯淡、或跌宕、或宁静的时光，了解那些作古的“今人”，他们的曾经，他们的感受，这就是历史的价值所在。否则，人类几千年的文明、野蛮、进步、倒退、福祉、灾难……从何谈起？如果“选择性”成为人的思维惯性，那么，记住或者遗忘，都会与历史的全貌或线页）下编“小花采撷”写的是作者求学与工作的经历。七八十年代大学生的读书生活，我们这一辈相对更熟悉些，比如作者提到自己为了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冲到领导办公室：“明年再不让我考，我就吊死在办公室的门框上。”

　　推荐语：本书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迈克尔·陶西格关于哥伦比亚的“另类”民族志。他以几十年来在当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记述了许多身体史划时代的瞬间：因抽脂术而昏迷的女人、因眼睛整形再也闭不上眼睛的女人、因鼻子整形只能像猫一样呼吸的女人、因丰胸手术失败切除双乳的女人……整形手术改造了女性的身体，世界的三围变成90-60-90。在陶西格轻盈的笔下，我看到了与马尔克斯笔下一脉相承的魔幻现实主义——一方面是被农商业改造的大地之身；另一方面是被资本主义从生产导向到消费导向、从禁忌到越轨的演化所形塑的女性之身。作者指出，“历史的进程并非平缓、渐进的，而是充满断裂的——这种断裂具象化为地震和爆炸的——通过这些神话瞬间，‘神奇’得以在历史中安身”。

　　推荐语：这是美术史论家、民间美术收藏家王树村的一本中国民间美术与民俗文化研究文章合集。知道王树村，是因为杨柳青年画，他的《杨柳青年画资料集》曾获莱比锡国际书展银质奖。王树村一生致力于民间美术的收藏和研究，这本书里收录了他研究年画、民俗版画、纸马、剪纸、刺绣等十篇文章，它们的形成历史、题材、体裁等等都一一介绍。比如年画（过年了，必须看点应景、喜庆的），虽然起源于汉代，但直到晚清，“年画”这一叫法才固定下来。年画的题材内容大多是来自劳动人们的现实生活，以及灶马、门神等与岁时活动有关的形式。当然，也有极少部分的山水、花鸟等高雅趣味之作。劳动人们的生活就很朴实，但这种朴实里往往也蕴藏着朴素的思想。比如《农人自乐》这幅年画，描绘的是一片农忙的景象，画上还题有一小段文字，“自古耕种，尧访舜王，称得起是位大贤。……草帽一戴，胜似做官。……就是落了第，亦可再种晚庄田”，“反映了旧时农民大众的民主思想和人生观。”到了晚清民国，更是出现了“改良年画”，宣传爱国御侮、发愤图强、维新自救，比如“劝办学堂”“女子爱国”等，直接承担起政治宣传的任务。“造成年画艺术凋谢的原因很多，其中主要的是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致使农村经济破产，人民生活困难，加上腐朽愚蠢的封建统治者，只顾子孙私利，不管国家存亡和人民痛苦，民间渐失昔日春节贴年画的喜庆气氛。”在关于年画的收藏和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法国人沙畹，他和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一起收集了大量中国年画。沙畹以收集戏曲故事题材年画为主，这些收藏被后人编选成《年画》一书。而如今，中国的民间年画还在外流，珍贵的旧年画资料仍在散失。不禁令人唏嘘。再比如纸马（今年是马年），一种印像的五色纸，“或谓昔时画神于纸，皆画马其上，以为乘骑之用，故称纸马。”纸马需在神像前焚烧，起到保佑之用，有点类似于烧纸钱。因此，纸马被当作迷信品，在“文革”期间遭遇了和木版年画一样的命运。如今，大多数人都不知纸马为何物，一些有研究价值的古版纸马被毁，“还有一些被外国人购买偷运到域外，作为中国古代版画和东方人文科学的资料去研究”。

　　书中呈现了女性主义运动中诸多被遗忘或被忽视的历史细节，展现出女性争取权利过程中的无数迂回曲折。例如在20世纪初以争取选举权为主要目标的第一次女性主义运动中，一些女性主义者为了让社会和男性更容易接受女性获得选举权，提出了“社会主妇”理论。这种理论不再主张男女平等，转而接受男女有别的传统观念，强调惯于做细微、多样的工作的女性不仅能做“家庭主妇”，还能发挥才干帮助管理好城市。1920年赋予女性选举权的第19条修正案通过后，“妇女问题”迅速从政界和舆论界消失，到了20世纪中期，做贤妻良母是女性最大的幸福又一次成为了主流社会性别意识，当时的女大学生很多都选择在约会时对男朋友“装傻”：

　　推荐语：在社交网络如此普及的今天，名人似乎有意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私人生活，以换取公众的关注。例如贝克汉姆夫妇和长子布鲁克林之间的家庭矛盾，就吸引到众多网友关注。在《我们为何迷恋真实》一书中，作者埃米莉·布特尔写道：明星必须持续处于公众视野之内，才能获得评论界与粉丝的注意力。尽管粉丝们深知自己和明星的生活有着巨大差别，但仍然会在心底存在一丝“我也可以成为ta”的幻想。而明星也试图建立起“真实”“接地气”的形象。但正如“爱泼斯坦文件”所揭露的那样，名人的私人生活可能与公众所想象的截然不同。在镜头内外，名人的行为可能是割裂的，但公众仍然可能相信他们在镜头下所塑造的公共形象。归根结底，明星的目的是让公众相信明星的言辞、信仰和人格，配得上他们的财富和特权。然而在社交媒体时代，所谓的真实已然披上了一层滤镜，让人难以分辨。

　　推荐语：《孟子·梁惠王下》中有一段著名的讨论：“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宇文所安教授说：“‘独乐’是一种有问题的乐，到了北宋就更是如此。”他借由北宋精英们一系列与“乐”相关的经典文本，讨论了在由金钱、货买构成的社交世界与道学提倡的儒家伦理思想的相交地带，通过购置与拥有获得的“乐”将会如何同时遭遇内部与外部的道德批判，而对这种“乐”的反思又往往与“名”的问题密切关联——命名、名的稳定性以及名的衍生价值。

　　“宋人在‘有物’中得到的‘乐’与他们对‘拥有’的否定总是势均力敌”，然而，那种在自己所拥有的隔绝空间中所获得的“乐”，那种“独乐”是一种“在社会整体中寻求自治空间的渴望”。因此，沧浪亭成为苏舜钦在王朝体制之外反思体制的一个空间，“只有被驱逐出了政治体制，获得了‘悉为己有’的一个空间后，他才得以反思从前生活中的那种压迫性”，那也是苏轼曾经感慨的“长恨此身非我有”，“所有物是可以被迁移的：它们是他人意志所投射的对象。苏东坡本身就是被宋王朝当作一件‘所有物’的，可以在王朝版图内被四处迁移”。

　　作者在《主权的诗学》一篇中总结道，在私家园林中独居而快乐的栖居者“都是从王朝中逃离出来的人。对苏舜钦而言，那是一个他得以身处其间对王朝和公职生涯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自由空间。在苏东坡，朝廷若能对他放手，仇池石的微型山水就会是他的逃匿之所。司马光和沈括是自己选择了去职。在王安石及其党羽治下的高压环境中，对政治体制三缄其口不做评判是明智的选择。私家园林是个矛盾的空间，既是王朝的一个小翻版，又是逃离王朝后的去处和王朝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在书的后半部分，读者还可以看到在燕窝产地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原住民与华人是如何围绕燕窝产业互动的。对我来说，第三部分“大河与雨林的百年孤独”是比较好看的，作者集中展示了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后半叶，沙捞越如何从文莱脱离，逐步加入环南中国海和世界贸易的土产出口国——马来西亚。在这一过程中，以世界工业发展所需原材料和中国所需土产为代表的两种贸易网络，在沙捞越交错、冲突、融合，形成了沙捞越华人作家李永平在《大河尽头》中描绘的多重世界图景。

　　推荐语：麦金农曾于1971年随“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代表团访华，在尼克松之前便与周恩来总理握手。1979年他重返中国讲学、工作时，成为陈翰笙的知己，编纂了后者详实的口述史。《一代传奇陈翰笙》凝结了麦金农四十年的研究成果。就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创建、中外关系等议题而言，陈翰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书中译本的副标题很好地揭示了全书的两条主线：学术与政治。对于外界津津乐道的情报工作，麦金农否认陈翰笙做过间谍。在麦金农的导引下，这本传记带领我们追随陈翰笙的足迹，穿行于中国、印度、日本、苏联、德国、美国之间，体会其不朽人生，以及二十世纪的宏阔历史。

　　推荐语：近期备受关注的一本书，核心价值在于为众说纷纭的“九子夺嫡”悬案披露了有分量的新史料。康熙废储是“九子夺嫡”的直接导火索，太子两立两废之后储位虚悬，引爆众皇子对皇位的激烈争夺。作者以德国传教士纪理安（Kilian Stumpf）在康熙第一次废太子（1708年）前后记载的《北京纪事》为核心史料，披露其中与正史记载不一致的关键叙述，包括第一次废太子的原因、太子的病情、夺嫡第一案的始作俑者是谁、康熙立储的标准、是否有意传位给皇十四子等，指出雍正即位后在正史（康熙朝《实录》，雍正朝编订）的编写中操纵历史叙事、塑造自身形象，比如把发动夺嫡大战的“锅”甩到大皇子头上。

　　对正史书写的反思早已有之，历史上对雍正即位的怀疑、猜测和辩论从未断过，但要拿出证据重构则需要条件。作者开篇即对《北京纪事》为什么可信做长文说明，这也是我作为读者最关心的问题。简单来说，首先是消息来源比较可靠，记录的是内廷见闻而非坊间传闻（关于传教士凭什么跟康熙及其身边人走得近，在作者上一部作品《康熙的红票》中有说明）；二来是即时记录，没有后见之明，记录在废太子的第二年（1709年）初就从北京发往罗马，写作之人更不知道后续会爆发储位之争以及结局如何；第三这是用拉丁文写给欧洲人看的教会之事，没有曲笔的必要。这份资料以拉丁文写成，因为对礼仪问题的意见与教皇不同被教会雪藏，没有广为流传。拉丁文抄本保存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中，2000年左右才译成英文，2015年起陆续出版。

　　。不过康熙早年特别关注和教育的皇子，公认的只有太子。雍正似乎特别在意这一点，《实录》中编造了“惟四阿哥，朕亲抚育”这种“明显不可能出自康熙之口”（128页）的话。康熙对太子倾注了最多感情，太子的母亲也是他相识于少年的发妻，不幸早逝。在种种buff叠加之下，允礽一岁时就被封为太子，万千宠爱于一身，甚至在待遇上“俨若二君”。康熙一改满洲旧制，成为清朝第一位立太子的皇帝，试图推行嫡长子继承制，早早确立继承人。但结局是悲凉的，后来一废太子、复立太子、二废太子，父子关系破裂不说，还引起兄弟阋墙、手足残杀。总之太子似乎太不成器，“暴戾难出诸口”，令皇家蒙羞。（当然，《真事隐》认为太子之事还有隐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