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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灾之外，人祸不断。埃塞俄比亚还是一个拥有80多个民族的国家，种族问题突出。1991年之后担任埃塞总理的梅莱斯·泽纳维，通过将民族联邦化的方式承认各民族权利，使得紧张的民族矛盾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他自己所属的提格雷族在该国的总人口并不高，占据主要人口比例的阿姆哈拉族与奥罗莫族一直对提格雷人长期掌权极为不满，形成了新的民族矛盾。梅莱斯2012年病逝后，新的民族矛盾彻底爆发，5年多的权力拉锯后，提格雷人基本上被排挤出中央政权。2018年现任总理阿比上台后，对提格雷族采取更加激进的态度。

　　刚从这个最不发达国家西边甘贝拉项目点回来的魏保珠告诉我，“那边南苏丹难民营的孩子也一样，会围着我，不要钱不要糖果，但会想要我给他们照相。如果你不拍，他们也不会生气，但是你拍了，他们就笑得特别灿烂。不过我们走访项目点、记录工作有个原则：不管拍谁，都要征求他人同意，要是拍孩子，还必须征得家长同意。”我不得不抓紧时间拍工作用到的图片，之后有几分钟余地，大喊一声：拍照时间！给孩子们拍了两张集体照，他们兴奋地看着相机上小小的屏幕。

　　“在非洲旅行，千万不要有圣母心。”无论是斥重金参加游猎的游客还是两三个月起步的穷游背包客，都会这么说。等到了第一晚席地而睡的露营地Dallol，迅速有一个光着也光着双脚的男孩跟上我，一直小声说着“hello, hello, hello”。我决定给他点什么，想了好久，从包里掏出一张画着长发小女孩的明信片。那是几天前在多哈转机时，我从一间当代艺术画廊里免费拿走的。不给钱不给糖果甚至不给水，而是一张毫无用处的明信片，这合适吗？可是这个小男孩立即认真看着明信片，安静地走开了，显然是心满意足的。临时结伴的新朋友宽慰我，“这也许才是最好的礼物呢，可能他回家后，拿棍子在沙子上临摹，从此走出洼地，成了一名沙漠艺术家。”

　　顺手给出的明信片，远远算不上“We Are The World”里歌唱的“Theres a choice were making”（我们正在做的选择）。1985年这首金曲因通俗易唱的词曲而迅速传播开后，这句歌词也遭到了批评。一位记者指出，不断重复的“Theres a choice were making”，实在像极了百事可乐标志性的广告语“The choice of a new generation”（新一代的选择），想到词曲作者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内尔·里奇，恰恰就是百事可乐签约代言人，这绝无可能只是巧合。40多位大牌歌星跟着免费替百事可乐、而并非为忍受着饥荒的埃塞尔比亚人民歌唱。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官网上写着：截至2025年，埃塞俄比亚已有约1020万人（包括300多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处于严重食物不安全状态，5岁以下儿童中约55%出现营养不良。其中提格雷地区被定义为“极度食物不安全”，2020年到2022年殃及周边的提格雷内战，导致埃塞俄比亚北部约有15万到20万人饿死。相比1983-1985年的大饥荒，最近这场同样由干旱和内战导致的饥荒，虽然受灾人口规模更大，但在较为完善的国际援助和公共健康体系下，死亡率低了很多。当然，我身处的内战后重灾区提格雷，并没有公开数据。

　　无论饥荒灾情如何，世界上恐怕不会再诞生一首趋近于“We Are The World”那样的歌曲。毕竟每天国际新闻的头条已经五花八门了：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伊冲突、特朗普脸色、地球变暖......世界已无暇顾及埃塞俄比亚新一轮的残酷内战和饥荒。而疫情后的经济压力，也使音乐圈大型慈善项目大规模减少。再有就是“选择援助谁”，在全球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娱乐明星不得不避免卷入复杂局势，不要惹怒任何一方粉丝或国际社群。

　　回到首都，我继续去城中文化地标Fendika文化俱乐部看演出。这个由埃塞俄比亚著名编舞家Melaku Belay创办的机构，努力保证着每天晚上都上演本土爵士乐以及北方游吟歌舞Azmari。原先的场地被市政府征用，变成了G7大厦，幸好凯悦酒店暂时收留了这个有理想的艺术家和他的Fendika。来自一些基金会的资助，让Melaku能够给这里的乐手和舞者每月发工资，打破以往只能跳到顾客身边、艰难赚小费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