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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让我跟着他做毕业设计，并鼓励我阅读英文文献。那时我学的是俄语，为了啃下英文资料，我专门找英语教研室的老师补习，一头扎进文献堆里。在广泛阅读中，我又发现国际知名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沃塞克的一篇文章也存在错误。在王先生的悉心指导下，我把发现写成论文，他逐字逐句帮我修改，最终发表在《测绘学报》上。我1963年毕业，论文1965年刊发。那180元的稿酬，让我记忆犹新——因为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55元。我坚持要把王先生的名字署在前面，他却坚决不同意：“这是你的发现，你的成果。”这就是名教授的风范，也让我懂得了提携后学的真谛。

　　1982年，我赴德国斯图加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国际测量权威阿克曼教授。他给我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难题：当遥感测量数据越来越大的时候，数据里面就有各种误差，有的是温度、仪器、大气、环境造成的，还有的是由于干扰造成的，我们称之为粗差。“你能否在数据中系统误差、偶然误差、粗差都存在的情况下，找到一个自动化的处理方法？”这是一个困扰学界多年的难题。我夜以继日地钻研，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改进了德国数学家高斯的“最小二乘法”。1985年2月，在我回国前的告别宴会上，阿克曼教授当着100多位来宾的面郑重宣布：“李德仁的博士论文，解决了测绘学上一个百年难题！”这篇论文也获得了斯图加特大学历届博士论文的最高评分。后来，我还因为该成果获得了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名誉博士。我深切体会到，瞄准真问题、解决真问题，是做学问最大的价值所在。

　　我是一名科学家，但首先是一名教师，我深知一个有价值的“问题”对于培养学生的重要性。恩师王之卓教授和阿克曼教授通过言传身教告诉我：学科建设一代接一代，一代强过一代。老师要甘当人梯，要舍得把那些有价值、有“油水”的关键问题交给学生去探索，把他们推到学问的前沿。我的学生李熙博士毕业后，我鼓励他继续深造。他利用“夜光遥感”技术，通过分析叙利亚地区5年间灯光的变化，清晰勾勒出战场分布：灯光不变的区域是和平区，灯光损失最严重的是主战场。这项成果直接服务于联合国，为难民援助提供了关键信息支撑。今年4月，联合国灾害管理与应急反应天基信息平台中国区域支持办公室落户武汉大学。看到学生能抓住问题、解决问题、服务世界，这就是作为师者最大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