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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尤其体现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该学说有三个重要哲学特征：1、将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分割开来并且对立起来；2、将真理与实在归属于超感性世界；3、感性世界的实在是由于分有超感性世界的理念。整个西方哲学的实质就是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与柏拉图主义相对，中国哲学的基本建制是道器不割、体用不二、本末不移、大道不离人伦日用。这些特质标志着中国哲学一向在形而上学之外，中国哲学的可能性就在于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崔唯航指出，本书在哲学史上具有路标意义。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虽然络绎不绝，但大多流于一般讨论，本书的出版对于中西比较研究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本书还回应了中西古今问题，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议题，并提出了许多有生长力的概念。复旦大学教授陈学明认为，本书为在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思想任务下我们如何正确面对西方哲学，确定了基本方向。同时提出了需要推进的工作，涉及现当代西方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区分、柏拉图主义的贡献与局限、当代新中国哲学建构中的本体论位置等问题。他认为一套有生命的理论体系仍须有其根基和本体，要建立一种能够使世界动起来、与人的实践活动相连的新本体论。

　　复旦大学教授孙向晨认为，当代世界大变局的背景下，本书是在这个时代深处加以阐发的思想，而且积极主动地融合了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传统，以历史性哲学的立场回答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他提出，更进一步值得思考的问题还包括，从开端来看，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的分离这一西方形而上学建制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在西方哲学与现代性建构和科学思维方式高度相关，并对我们产生深刻影响的背景下，面对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承提出，冯契先生曾倡导中国哲学应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才能参加世界性的百家争鸣，而吴晓明教授的研究正回应了中国哲学的理解与定位问题，将被西方化的中国哲学重新归位到中国传统的脉络之中。他非常赞同书中所提出的中国哲学与政治的内在贯通。无论从事形而上学之思，还是对人类事物进行分析，中国哲学的最终目的都是如何有利于天下太平，追求良好之治是中国哲学发生发展的一个重大动因和脉络。

　　清华大学教授夏莹提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背后是普遍的社会权力问题，西方形而上学对世界历史的相应规定背后包含着普遍权力的展开过程。西方形而上学在进入到现代性进程时，已经与资本逻辑深度绑定，因此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理解需要与世界秩序的权力关系结合起来加以思考。复旦大学教授张双利认为《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包含着三重对话。第一重是与马克思的对话，马克思曾指出，社会形态的自我理解与自我批判，也就是说，理解了西方哲学的自我批判之后，才能理解与西方哲学完全异质性的中国哲学，也才能达到对于当下的历史性把握。第二重是与马克斯·韦伯的对话，韦伯是从现代生活的困境出发去寻找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则，再从世界观出发重新把握现代世界。吴晓明教授的问题意识呼应了韦伯的合理化宗教，又与韦伯式的悲观处境拉开了距离。第三重对话是与黑格尔的对话，黑格尔既是本书的方法论指引，又构成克服该问题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复旦大学教授邓安庆指出，本书具有研究范式的意义。认识差别是自我觉知的前提，西方自主话语体系与柏拉图主义密切相关，对于中西哲学在该前提的澄清，为打开中西哲学之间的根本性理解提供了哲学理论的基础。复旦大学教授汪行福提出，该书延续了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进而提问道，海德格尔哲学有没有向非西方世界开放的道路？他也指出，哈贝马斯对形而上学的界定是本质上的观念论，总是追求世界的统一性，体现出一种理论主义的生活方式。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是以内在批判超越又继承了形而上学，这进一步引发出另一问题，是否存在非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由此扩充形而上学的本质界定。复旦大学教授何俊认为，《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从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与生活哲学三个维度来理解中国哲学的构成。在他看来，即使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形而上学建制上有根本差异，但中国哲学也有自己的一套形而上学基础。

　　苏州大学教授车玉玲强调了文字差别的重要性，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要从文字的差异上加以理解，文字表现了情绪、想象、道德、审美等多重内涵。复旦大学教授王金林指出，文化与民族意识的大局观之下，《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以21世纪的方式谈论了黑格尔式的国家哲学。北京大学副教授张梧认为，中国哲学的原有特质处于自在状态，在现代化进程与西方哲学影响之下，中国哲学如何继续保持非形而上学的性质，并进入到自觉的状态，既是时代赋予的问题，也有源自时代的支撑。西安交通大学教授罗久指出，探讨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对于中国哲学的意义更大，因为特定的哲学问题与哲学提问的方式才能转向真正中国式的思考，并且这种思考是立足在中国思想传统根基之上，而不是将西方哲学的讨论方式放置到中国哲学的议题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