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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34岁的李小江在郑州大学开设了中国大陆第一门妇女学课程，并着手主编一套“妇女研究丛书”，丛书的许多作者日后各自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潘绥铭、戴锦华、朱楚珠……直到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西来的女性主义与“妇女解放”达成了叙事上的和解与合流，李小江却拒绝了这次会议的邀约。此后，世妇会成为中国女性主义的图腾和界碑，李小江则兀自组织口述史研究、收集记录普通女性生活的展品，以及编书写作。2002年，陕西师范大学建成中国第一座妇女博物馆，馆中一共1200件展品，有400多件都是李小江收集的。文化研究学者唐凌称，李小江的努力刨根结底都是为了让史料和故事走在“主义”的前面。

　　1963年，蔡澜从日本大学编导系毕业，来到中国香港地区定居，在邵氏兄弟电影公司任制片主任，深得邵逸夫赏识。1982年离职后，蔡澜先后在世纪影业和嘉禾电影任职，监制和策划了一系列成龙电影，包括《龙兄虎弟》《城市猎人》等风靡亚洲的商业大片。成龙一度受到香港地区黑社会威胁，嘉禾老板邹文怀让蔡澜把成龙带走，“喜欢去哪里就去哪里。”蔡澜带着成龙、洪金宝和编剧陈景生，把全世界都当作片场，先后涉足前南斯拉夫、法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在他眼里，剧组是个大玩具，他会去找最漂亮的旗袍给女演员，把某个吃饭的菜品布置到最好，尽可能地将这个玩具做得好玩、精致一些。

　　1989年到1990年间，由黄霑、倪匡和蔡澜主持的粤语访谈节目《今夜不设防》创下70%的收视率，蔡澜将其归功于他们私下里相处时就展现出来的轻松幽默的风格。三个人在节目里抽烟，找美女聊天，喝醉了也照样录影，留下了诸如张国荣醉酒点烟、周润发卧倒沙发、张曼玉“我选港姐就是爱慕虚荣”等经典场面。“风流才子”或许是蔡澜身上最著名的标签，蔡澜生前频繁谈及自己对女人的态度，这也是他争议最集中的部分。人们对于这些言论的评判也呈现了两极化的趋势，一边是“真性情”“才子本色”的肯定，但也有声音认为，其中有着明显的物化女性色彩。今天回望蔡澜留下的文字和影像，有些“风流”带来的快意或许不曾被女性共享，而只在男性之间构成互文，无论如何命名，蔡澜们的舞剧已经落幕了。

　　1967年，傅国涌出生在浙江省乐清市雁荡山下的一个小山村，1986年进入温州教育学院中文系学习，1987年起在乡村中学任教。短暂的教师生涯后，他开启了十年苦读与写作，自1999年起，先后在《书屋》《随笔》《东方》《老照片》《文汇读书周报》等数十家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累计近200万字。2003年，傅国涌所著《金庸传》出版，此前的金庸传记多以小说家身份切入，傅国涌却着力发掘金庸的报人身份，金庸主持《明报》笔政，定位于以“公正与善良”为宗旨的中立立场，由小到大，成为中国香港舆论界举足轻重的大报，而武侠小说最初只是办报的副产品。这部引发讨论热潮的作品，是傅国涌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利用周末写成的。

　　写作生涯晚期，傅国涌将兴趣转向了一百二十年前的日本留学生群体，由于繁体出版环境的波动，他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在日本以简体中文出版，名为《在东京重造中国》。傅国涌曾在《论时间》一文中写道：“与垃圾时间相反，人类需要黄金时间，黄金时间是人的自我完成，也是人在创造中生成时间⋯⋯在魏晋的乱世中，嵇康、阮籍和王羲之、陶渊明、谢灵运，他们都以自己心灵的努力，在垃圾时间中活出了自己的黄金时间，在自己身上克服了他的时代。”

　　1953年从台大历史系毕业后，许倬云先后在台大文科研究所和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深造，研究上古史以及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史，学成后一度任台大历史系主任。与褒贬不一的学术成果相比，许倬云在两岸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复杂面向更不可以“但悲不见九州同”盖过：他曾深受美国民权运动影响，凭早年与蒋经国等政要往还的个人人脉，不断向中国台湾决策层与社会大众频频发声，并通过为岛内两大报撰写社论，劝谕当局重视法治，松绑言路管控等等；晚年转向中文写作后，许倬云着眼“大历史”，高频现身视频节目与直播论坛，与大陆的文化界人士对话。疫情时期，许倬云常与年轻人连线，他希望年轻人“认识到自己不是工具，而是活生生、大写的‘人’。”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要开科教座谈会，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刘道玉参与会议筹划，提名武汉大学查全性与会，让他有机会当面向建言恢复高考，并在会议期间积极推动了高考和研究生教育的恢复。1981年8月，刘道玉被国务院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人民日报》称他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重点大学校长，刘道玉倡导“自由、民主、平等、开放”的校风，率先推出学分制、导师制、主辅修、转专业等系列举措，允许学生自由组织社团，提前毕业，乃至在校内外自由转学，大力支持学生进行业余创作或科学研究，武大一度被成为“高校中的深圳”。1988年突遭免职后，刘道玉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20余部关于教育和改革的著作。时至今日，武汉大学校园仍然流传着“武大有三宝——樱花、老图书馆、刘道玉”的说法。

　　197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在华北平原的乡野，马振骋的包里装着薄薄一册原版袖珍本《人的大地》，他被书中的引言深深吸引，一并记住了作者“神圣古怪”的名字：圣埃克苏佩里。风暴过后，马振骋被调回上海，进入第二医科大学教法语。1980年代初，在出版社任编辑的老友邀他商讨选题，他毫不犹豫地推荐了《人的大地》。由于作品篇幅较短，他将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夜航》、《空军飞行员》一同翻译出来，结集出版，此后翻译了波伏瓦、高乃依、纪德、蒙田、昆德拉等重要法语作者的著作。2009年，马振骋翻译的《蒙田随笔全集》获“首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1983年，中国香港导演华山在昆剧团练功房偶然相中正在甩水袖的何晴，邀请其出演《少林俗家弟子》中的小琴一角，随后又被导演杨洁发现，在《西游记》中饰演捉弄猪八戒的小角色怜怜，自此开始演遍四大名著的艺术生涯。在1989年的电影版《红楼梦》里，何晴透过出色的眼神戏勾勒出秦可卿的暧昧幽深，被形容为“颜如芙蓉，媚若桃李”，对于这位最早香消玉殒的十二钗，何晴的诠释足够精准、有分量。而在《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面对原著着墨不多的小乔和李师师，何晴为角色注入了新的传奇色彩：她饰演的小乔大气美丽，通过劝周瑜抗曹、戴孝劝慰诸葛亮吊丧的戏份，演绎出温婉坚强的人物形象；李师师也不再是男性角色之间的工具，她与燕青一同浪迹江湖的场面温馨烂漫，被视为“最好的改编结尾”。

　　1990年代初期，何晴正式迎来演艺生涯的巅峰期，与演员陈红等人一起被视为那个年代古典美女的标志，在《大众电影》《大众电视》《镜头》等当时国内知名影视刊物上都能见到她的身影。在戏外，何晴曾先后有过两段婚姻，演艺事业也出现波折。在经历第二次婚姻复出时，何晴已经年过四旬，和多数女演员一样，她开始在古装剧与都市剧中出演年轻女演员的母亲形象，经历了戏路窄化的困境。2015年，何晴被查出脑瘤、接受开颅手术，她曾表示希望在公共生活中保持低调，让大家永远记住她戏中美好的形象。在抗癌期间，她仍会参与昆曲公益传承，并在家乡设立基金资助小学昆曲社团。何晴曾在访谈节目中讲道，“我觉得一个人是否坚强，是看她的行为，而不是看她的长相。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

　　1974年，正在台大读海洋化学研究所的杨弦开始尝试音乐创作，他在报纸上读到余光中的“乡愁四韵”，觉得“新诗很少有这种规律的排列形式，而这首诗的节奏看起来很适合谱曲。”同年夏天，被他谱成歌的《乡愁四韵》在胡德夫个人演唱会上发表，并用吉他配合钢琴与小提琴演奏，余光中在现场给予了高度评价。杨弦的作品风格，既带有中国传统艺术的气息，也吸收了美国民谣与乡村歌曲的元素，这在1970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是前所未见的创作形式。也因为跳脱了既有的民谣创作模式，引起了学院派人士的非议，展开了当时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之外，另一场对“中国现代民歌”的论战。

　　回溯二十世纪的思想谱系时，人们往往将西方左翼以学术观点并置，而忽略内在的代际划分。布洛维决意进入马克思主义的当口，正值六七十年代之交、东风与西风攻防转换之时，布洛维并未选择乘新保守主义的顺风，而是一直在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劳动——从矿井、机械车间、钢铁厂、香槟厂到家具厂，从赞比亚铜带省、美国芝加哥市郊、匈牙利米什科尔茨到俄罗斯北部的科米共和国，将行动贯穿于书写之中。在《制造同意》中，布洛维揭示了资本主义下，工人如何积极地再生产了他们自身的受剥削状况，而在写作《生产的政治》时，布洛维跳出了工厂内部视角，将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等因素纳入考量，并创造出了“工厂政体”这一重要概念。在“工厂政治”摇身一变成为“大厂企业文化”的今天，平台经济的劳动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布洛维的理论观点也许显得古典甚至过时，但他对具体劳动过程的关注仍在提醒躺椅上的同行者：深入每个时代的“工厂车间”，才能避免晦涩的宏大理论和抽象的数据堆砌，不致沦为廉价的自我感动。

　　略萨早年间曾受拉丁美洲社会思潮感召，加入秘鲁，凭借讽刺军方的长篇小说《城市与狗》跻身拉美文坛，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和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一道，成为“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将。古巴革命落幕后，略萨转向支持民主政体，并坦言自己深受自由主义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和卡尔·波普尔的影响，一度淡化了写作中的社会批判，甚至在1990年作为中右翼候选人参加了总统大选，选举落败后，他应聘客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职，重新以写作关注和介入现实政治。数十年时间里，略萨都在给不同报刊媒体撰写专栏文章和时事评论，话题涵盖了拉美、全球化进程、流行文化、女性处境等。略萨在中文世界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1969年出版的《酒吧长谈》，这也是他本人最钟爱的作品，以奥德里亚将军独裁统治时期的秘鲁为背景，通过酒吧中的一次长谈，描写了如何让社会腐朽不堪，也揭示了强权之下知识分子的荒诞困境。

　　1929年，麦金泰尔出生于格拉斯哥的一个医学世家，经过严谨的古典学与哲学训练后，以23岁的年龄开始在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哲学，此后遍历英美顶级学府。在学术生涯早期，他的研究重心是马克思主义，曾试图论证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兼容性。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已基本告别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逐渐转向一种托马斯式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道德危机，来源于一种严重的道德无序状态。在代表作《追寻美德》（After Virture）中，麦金泰尔指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只是现代性内部的争论，问题在于传统与现代的道德话语都被抽离了历史语境，成为碎片化的分歧和指责，因此今天的道德语言只能表示分歧，并且无休无止。

　　1938年，恩古吉出生于东非肯尼亚的卡米里苏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当时肯尼亚正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他十几岁时便经历了反殖民政府的“茅茅起义”（Mau Mau Uprising）。在英国的利兹大学完成研究生学业后，恩古吉成为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的讲师。1977年，他的剧作《我想结婚就结婚》（I Will Marry When I Want）上演，激怒了肯尼亚当局。政府逮捕后未经法庭判决，就将他关押在最高安全监狱里。他的书和戏剧均被禁。在被关押期间，他决定不再用英语，而是改用母语基库尤语创作小说，关注肤色歧视给黑人带来的心灵创伤。

　　在自传体小说《美丽的房间空空如也》中，埃德蒙·怀特回忆称，自己曾被哈佛大学录取，但因接受同性恋“扭转治疗”而选择放弃，转而进入密歇根大学学习中文。此后，他再次拒绝哈佛方面的邀请，追随恋人前往纽约，并亲历了石墙事件。怀特曾在《时代生活》（Time-Life）工作，由此开启文学写作生涯，其首部小说《遗忘埃琳娜》（1973）曾获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赞赏。他一度长期居住于法国，与米歇尔·福柯保持密切往来。20世纪90年代起，怀特进入高校任教，先后在布朗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写作。2019年，怀特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基金会终身成就奖。

　　二战后，美国因推进其世界战略，需要大量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和信息，区域研究就此诞生并蓬勃发展，彼时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以西方为出发点的模式为主。作为美国第二代汉学家的代表人物以及费正清的学生，柯文对此提出了质疑。《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柯文分别批判了“冲击与回应”学说、“现代化”理论和“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应避免以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他反对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而是倡导以中国本身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由于挑战了当时的主流学术观点，这本书的出版并不顺利，辗转了几家出版社才最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接手，最终于1984年面世，1989年承接“文化热”的尾声进入中国，并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区域史和社会史转向。

　　雷德福去世后，许多悼词都使用了“金童”（golden boy）来形容这位银幕情人，他具备好莱坞古典偶像的一切特质，一度成为日常语言中的代词，形容一个男人相貌平平时，人们往往会说：“他可不是罗伯特·雷德福。”然而，雷德福并不欣赏这种雕像式的崇拜，在早年几部大众情人式的作品完结后，他将重心转向关切现实问题的小成本影片，主演了聚焦水门事件的《总统班底》，以及讲述中情局阴谋的《秃鹰七十二小时》。五十年代末在法国学习艺术期间，雷德福曾深受巴黎政治风潮影响，他曾在电视节目中直言“我开始意识到，关于我自己的国家，我被灌输的是一种神话。”八十年代转型导演后，雷德福凭首作《普通人》获得最佳导演奖，此后创立了圣丹斯电影节，他曾表露行动的初衷：“因为我深受一种美洲原住民理念的影响：当你从土地上取走过什么，就应该留下些什么。”时至今日，圣丹斯电影节仍是影坛新人崭露头角的最优机会之一。

　　塞尔因在心智哲学和语言哲学方面的研究而闻名，曾撰写了大量关于意识和心智、意向性以及言语行为理论的著作，被视为分析哲学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对中国读者而言，塞尔最著名的或许是名为“中文屋”的思想实验。在《心灵、大脑与程序》一文中，他假设有一个不懂中文的人被锁在一间屋子里，一边收到写有中文的条子，一边输出中文。对他来说，中文只是没有意义的涂鸦，但他手中有一本关于中文排序的英文转换说明书，可以据此按照正确的句法将汉字拼凑起来。因此，如果有懂中文的人看到他按照说明书一个字一个字拼凑输出的句子，一定会认为屋子里是懂中文的人。塞尔以此向强人工智能发难，指出图灵测试与大脑思维没有任何关系，即使AI通过测试，也并不具有人类心智。2019年，由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认定他违反了性骚扰政策，塞尔被剥夺了名誉退休教授身份。2017年，他曾因性骚扰被起诉，但未获胜诉。多年来，学校曾收到过多起针对他的性骚扰投诉，曾被指认有包庇嫌疑，塞尔在争议和自我辩护中度过了凄凉晚景。

　　1960年，26岁的珍·古道尔带着笔记本、望远镜和对野生动物的热爱，进入了坦桑尼亚的贡贝溪国家公园（Gombe Stream National Park）。当时的她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科学训练，只是一名秘书，经过数月的观察，她取得了突破性的发现：黑猩猩会使用工具，这一发现被认为“重新定义了何为人类”。1977年，她创立了珍·古道尔研究所，致力于保护该物种并支持旨在造福动物和环境的青年项目，晚年成为全球人权、动物福利、物种和环境保护以及许多其他重要议题的倡导者。

　　“我希望你们知道无论能否找到命定的使命，你们的生命都弥足珍贵，你生命的每一天都在影响世界，而你们可以选择以怎样的方式作出影响。我希望你们明白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便今天世界陷入黑暗，希望仍然存在，不要失去希望，否则你们将会麻木不仁、无所作为，如果你想为后辈拯救地球，就请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再小的行动乘以数十亿都是极大的改变，我只希望你们明白，地球上的生命并非重点，我确信死亡之后仍有生命延续，意识永存，现在我不能向你们分享这个不该由我分享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你们，当你们离开地球后会有何发现，但我希望你们知道自己在地球上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你们死后的生命形态。”

　　“我希望你们知道无论能否找到命定的使命，你们的生命都弥足珍贵，你生命的每一天都在影响世界，而你们可以选择以怎样的方式作出影响。我希望你们明白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便今天世界陷入黑暗，希望仍然存在，不要失去希望，否则你们将会麻木不仁、无所作为，如果你想为后辈拯救地球，就请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再小的行动乘以数十亿都是极大的改变，我只希望你们明白，地球上的生命并非重点，我确信死亡之后仍有生命延续，意识永存，现在我不能向你们分享这个不该由我分享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你们，当你们离开地球后会有何发现，但我希望你们知道自己在地球上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到你们死后的生命形态。”

　　黛安·基顿的演艺生涯起步于1968年的百老汇，在她出演的《发胶》中有一场“可选择”的段落，基顿选择拒绝，并非因为自己性道德保守，而是女性的身体不应成为被观赏的“道具”。在绝对男性气质的《教父》中，她饰演的凯·亚当斯用一个迷惘而失望的眼神将结尾推向高潮，留下了一个无法归档的女性形象。真正让基顿进入电影史的是1977年的《安妮·霍尔》，她穿着自己的日常服饰出镜表演——宽松马甲、西装衬衫、长领带和圆顶礼帽——这在当时是专属男性的装扮，从此开启了影响几代女性的“安妮·霍尔风格”（Annie Hall Look），成为70年代时尚史的节点，也是今日“知识分子穿搭”的起点。拉夫·劳伦曾形容她为“把自由穿上身的女人”。整个演艺生涯，基顿都以浪漫独立的女性形象活跃在银幕上。好友伍迪艾伦曾经评价：“所有规则在谈论黛安·基顿时都会失效，她与这个星球上出现过或可能再见的任何人都不同，她的面容和笑声能照亮她进入的任何一个空间。”

　　1945年5月25日，东京山手空袭时，刚刚结束国民学校初等科学业的仲代达矢遭受了美军B29飞机投放的燃烧弹袭击。他在逃跑途中发现一位住在附近的少女，和她手拉手一起逃跑。在找避难所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拉着的手变轻了：少女被燃烧弹直接击中，只剩下他握着的一只手臂。仲代坦言，即使到80多岁的时候，这一景象有时也会出现在他的梦中。“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意识到战争（重演）是绝对不行的。”仲代始终不能理解，前一天还在高喊“英美是魔鬼畜生”的大人们，一夜之间转变为亲美派。童年创伤所造就的心理空无，使他成为了一个完美的角色“容器”。从1950年代开始，他就主演了一系列影史杰作，如《人间的条件》《用心棒》《切腹》《大菩萨岭》《影武者》《乱》等，其中不乏反战题材的影片，屡获奥斯卡及三大电影节奖项，2019年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自1954年拍摄电影《七武士》起，仲代达矢多次担当黑泽明电影的男主角，横跨三十余年。黑泽明的舞台和剧本与仲代达矢的表演相互映照，二人的组合被视为日本电影黄金时代的例证。

　　斯托帕德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童年时以犹太难民身份离开祖国，躲避迫在眉睫的纳粹占领。他曾在印度喜马拉雅山区大吉岭的一所寄宿学校就读三年，战后于1946年随母亲定居英国。先后在诺丁汉和约克郡的学校接受教育后，他成为一名记者，长期负责剧评版块，并于1960年开始从事剧作创作。1967年，戏剧《君臣人子小命呜呼》在伦敦国家剧院首演，斯托帕德一夜成名，移师百老汇后，拿下包括最佳戏剧在内的四项托尼奖。他善于创作充满思想交锋的幽默对话，对经典文本和历史人物再创作，有着明显的荒诞派色彩，曾五获美国戏剧界最高荣誉托尼奖，三获英国戏剧界最高荣誉劳伦斯·奥利弗奖。1997年，因在戏剧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英国女王授予其爵士头衔。